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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燕京大学,还不在颐和园路5号
文章来源:新继教网作者:新继教网发布时间:2021-01-23 11:25浏览次数:319

从明朝初年北京在现有城址上建成以来,北京“城”已经有了几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图1),和这种形态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物理建设,最重要的,还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扩展出二环线以前,北京看上去还不是一块似乎会漫无边际扩展下去的大饼。多少年来,在外来者觊觎的眼光里,它都是黑乎乎的城门洞子里密致模糊的一团——大致说来,一直到民国初年,北京城市的发展还非常局限于那一圈城墙,为城墙铁桶般围定的那座城池里面,人口拥塞,而它的外面却是稀稀落落、发展缓慢的农业聚落,只有西北面得天独厚,坐落着诸多的皇家园林和离宫、庙宇。

1900 年庚子之乱以后,由于政治军事上的惨败,一方面,清政府捂紧的国门从此不大情愿地向洋人洞开, 在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下, 在北京的西方人拥有了最大权限的旅行自由,这座古老的城市变得前所未有地“开放”;另一方面,一部分西方人对炮舰政策的反省, 带来了更温和的价值观念的“侵略”, 这其中积极的方面, 突出地表现于他们对于北京近代市政建设的贡献:20 世纪初以来,西方人在华事业的痕迹不再仅仅是教堂、领事馆和兵营,也是医院、工厂和学校。

图1 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地理方位关系(资料来源:《长安街》)

Peking University 与美国的传教士

1911年民国建立后的北京, 就像是一个尘封已久而突然打开的盒子,在阳光的直射下,它那些陈年的贮藏迅速变质,有的就此土崩瓦解,有的则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吸引了这般那样的虫蝇蜂蝶。(图2、图3)

图2 燕大宣传手册中描绘的东便门(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图书馆)

图3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二十五年之间,北京城的外侨数目最终达到创纪录的数字(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图书馆)

一些西方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北京已经变得太新了!

1911 年后的数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里面,振兴在华北的美国基督教教会教育的提议瞄准了北京,中国文化的心脏。通州协和大学(长老会和公理会合办,1889 年创建)、北京汇文大学(卫理公会1888 年创建)的重组和清华大学主要校舍的兴建引人注目地排在1919 年建筑大事的首位, 而它们都和一个为美国教会雇用的美国建筑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茂飞(Henry K. Murphy)。(图4)

图4 建筑师茂飞

对北京的传教士而言, 起先的传教工作重心并不在交通和设施便利的北京,他们的眼光更多地投向北京所辐射的华北,势力所及之处,甚至到达山西、河北的偏僻农村。而在义和团运动中吃了大亏的传教士们也并非单纯的慈善家,他们改造中国人宗教信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利用那时中国人对新学的普遍向往,兴办教育,招纳信众。最初教育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穷苦而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年轻人,一种是已经加入教会的教徒的子女。

起初, 由于美国教会系统的庞大芜杂, 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的强有力支援。长期以来,在对华的基督教事业上,传教士们缺乏共识,也没有统一的远景规划。义和团运动中,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汇文大学两校均被焚毁,终于使人事纷扰不断的两校合并提上议程。到了民国建立后的第七个年头,即1918 年,北京的美国教会高层达成初步协议,在城内成立一所新的大学,名字就拟作Peking University。

“燕京大学” 校名正式生效

这所新大学的名字的中文翻译是“北京大学”,和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很容易混淆,显然不是个办法,势必得重新起一个。这看上去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却使得1919年由南京来北京商谈新校事宜的司徒雷登大吃了一惊:

我于1919 年1 月31日到达北京……我立刻开始意识到这两个学校之间的分歧比我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汇文书院毕业生代表团告诉我,不管这个合并后的新学校英文名叫什么,除非中文名字还叫“汇文”,不然他们就拒绝把它看成母校。

我提议他们任命一个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委员会,以中立的态度,就现在未解决的问题做一个无条件的决定……

就在司徒雷登返回南京,满以为万事大吉了的时候,燕京大学的董事们却急电让他再去一次北京。在那里,他看到的依然是陷在协调无望的人事纠纷里的校名风波。“亲爱的刘海澜博士起身,老泪纵横地说道,他已经受够了委员会的争吵”——终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双方都要对原来坚持的东西做出牺牲,只为整个学校的大局着想” 。

就在这样的遭际下,由诚静怡提议的“燕京大学”这个名字诞生了,在“开诚布公,重新做起”的承诺下孕育着新的转变因子。特聘的校名委员会请到了包括胡适和蔡元培在内的五人团,在1919年,按照他们共同做出的决议,“燕京大学”的校名正式生效,这便是今天北京大学校园的名称“燕园”的渊源。

貌似简单的命名问题却使得合并的计划一度搁浅,这多少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华教会的旧式体制尚不能跟上民国初年为之一新的局面,而他们局促的物理状况和他们保守的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合并之后,燕京大学分为互不相扰的男部和女部(图5),两部分别位于北京城内东南角的盔甲厂和佟府夹道,大学早期招收的学生大部分居住在这里,一直到1926 年在海淀的新校址基本落成。

图5 北京城内时期的燕京大学女校

在那时候,西式学堂,尤其是“大学”,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没有人知道该为它准备什么样的物理载体,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人也未必清楚。刚刚进入北京城的美国教会,面对这一问题,多半是租赁或购买私人房产,因地就势改建以合乎自己的需要,谈不上什么系统规划。

1919年的燕京大学, 封闭的小天地

1919 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做课堂和实验室。” 最终男校虽分为八院(一度有九院),其实也只有做办公室、礼堂、食堂和教室的一、二、四院有点规模,其余各院都是充作学生宿舍的简陋旧式平房,院内每屋两人到四人不等,它们分布在附近的胡同内,因为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旧式厕所,卫生条件是可以想象的差。( 图6、图7、图8)

图6 燕大盔甲厂校址各院分布略图

图7 燕大盔甲厂四院分布略图(据陈允敦老校友回忆草图)

图8 燕大女校分布略图

这样的“大学”的空间结构耐人寻味,它是一个封闭的、自成一统的小天地,和中国传统书院的物理形态(图9)相去不远。1916年,在全国广泛招生的国立北京大学已经有一千五百零三名学生,1920 年便实现了男女同校,而迁校之前的燕大学生大多还来自各地基督徒家庭,男女分校,只有女生偶尔到男校上课。1919年,当著名的红楼已经落成三年时,燕大的年轻人还像在一个宗教机构里面修行;不像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大多走读,学生中已经结婚生子的也不在少数。

图9 前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教育机构的物理形态:北京城东南隅崇文门内的顺天府贡院(科举乡试地点)以及顺天府太学(国子监)(资料来源:《顺天府志》)(1)

燕大的学生很多是十八九岁的青春少年,生活、学习在一起。(图10)他们的“大学”生活,从教务处到实验室,从食堂到浴室,紧密地安排在局促的数十间平房里:

……大礼堂也是古式的建筑,屋子很高,地是洋灰的,冬天靠几个煤炉取暖, 烟筒通出墙外……新建的两层楼宿舍,有热水管取暖,三人同住一室……原来的旧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三间卧室,两人共住一房。中间有个煤炉,烟筒通后墙,工人经常来添煤,拿走煤碴(渣)及炉灰,烟灰飞扬。

图10 前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教育机构的物理形态:北京城东南隅崇文门内的顺天府贡院(科举乡试地点)以及顺天府太学(国子监)(资料来源:《顺天府志》)(2)

……六院的门很窄,只有一扇像小户人家的门一样。旁边是副校长鲁思的住宅,他这住宅的门却是双扇朱红大门,大家的模样……走进六院的门往左转,是一条窄长的巷,到尽头处是前院,有一排房间,再往里走到后院,也有一排房间。每间房住两个人,摆了两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两人对面坐着共用,书桌上吊着一盏电灯,书桌旁的墙凹了进去做书架,放了……课本字典等。顶篷(棚)是纸糊的,前后窗和门的上半截都有格子,也是用纸糊上。冬天在两床中间,生了一个小火炉,烟囱从前窗或后窗通出去。

对于来自千里以外的南方学生们,北京严酷的冬天令人生畏。早晨起来到盥洗间洗脸,水是冰冷的,没有热水;晚上虽然生了火炉,还是很冷,尤其刮风的时候,风从门缝窗隙吹进来,使得房里的暖气形同虚设,在房里预备功课、作文、写报告,常常要披上厚的衣服,穿上棉鞋,否则手脚便要冻僵了。

……有一天深冬的晚上, 狂风怒吼, 门窗和纸糊的顶篷(棚)阁阁乱响,我和同房贾富文都睡了,一夜狂风不息,我用被蒙了头睡, 不去管他。第二天清晨醒来, 觉得仿佛睡在沙漠里, 我心里怀疑难道我还在梦中, 到了蒙古戈壁大沙漠吗?我立刻坐起来, 一看满被满枕都是沙, 原来晚上大风把后边小窗吹了下来, 风沙从洞开的窗口吹进来,几乎将我埋葬了!

这个“修道院”倒并不是全无是处:煤炉里面可以烤白薯,炉上可以煮吃的东西;晚上读书,更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听见老北京“萝卜赛梨辣了换”的吆喝声,学生们就跑出门外,买了清甜爽脆的青萝卜回房里吃,据说,这种萝卜“在煤气昏暗的房里吃了可以爽神”。

人们或许难以想象,盔甲厂附近的泡子河,曾启发了像许地山、司徒乔这样的小说家、画家,使得他们的作品中多了几分诗情画意。盔甲厂时期燕京大学最著名的,也最富色彩的人物,莫过于冰心(谢婉莹),从福建来的她在后人的追忆中总是“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文艺女神,一派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 图11)1922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冰心随即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留学,学成后回到燕京任教多年。这期间她以文名世,《寄小读者》不尽然是风花雪月之作,但她笔下那感喟于乱世的“求美的心灵”从另一角度道出了北京城内的燕大的境遇。

图11 年轻时的冰心(谢婉莹)

一方面, 墙外是“令人呕吐的臭味和不堪入目的街景”,“大街上晴天布满灰尘,雨天遍地泥泞,而且到处是人畜粪便。露天的水沟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地下阴沟里的臭水又浸漫到街上来”;另一方面,学府内的温馨社区和杂乱的周边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女儿国”的女校,“楼上楼下前面都有走廊和很美丽的栏杆”。 “佟府夹道校内师生不多, 教员和学生相当接近……(教授)住的院落多是很幽美, 墙上爬着紫罗藤(紫藤萝),有的有圆门,各院都不同,好像置身在红楼梦的大观园内。”

“大观园”!这是个清末的中国人不陌生的隐喻。事实上,位于灯市口大街的佟府夹道正是旧日的王府。佟府,就是佟国纲和佟国维兄弟的昔日府邸,一个是顺治朝的孝康章皇后之兄,安北将军,一个则是内阁大臣,康熙的孝懿仁皇后之父。再往前,佟府还曾是明朝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藩的旧宅。这个破败的大观园虽给人“古色古香”之感,却不能完全满足一所现代大学的需求,栖身在几所四合院中的燕京大学勉强独善其身,却规模小而影响有限。

第一任校长 司徒雷登

早在协和和汇文合并之初,所有托事部(Board of Trustees)的高层就都意识到,学校的逼仄将是暂时的,新的燕京大学急需一个新的物理载体来支持它的发展。但是,除了财政上的实际困难,问题还在于长期没有一个恰当的人能总揽全局。包括亨利·W.路思(Henry W. Luce)在内的大多数人,虽然在教会披荆斩棘的早期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却不知道如何制定一个更具开创性的工作方针。

所有人都清楚,燕京大学校长的职位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没有来自美国的充分支持,没有可以参考的成功先例,没人知道这条路会不会通往成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说:“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

燕京大学最终选定了司徒雷登, 从燕京大学在后来三十年间对中国的影响来看,司徒雷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选择。他在中国度过童年,又被送回美国接受宗教教育,说得一口流利汉语,是个熟悉两边情况的“中国通”。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年轻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国的传教事业并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大学期间一度试图逃避回到中国去工作;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他就干得远比一般人出色。司徒雷登隶属于南方长老会,新教加尔文派的一支,他深信“基本的宗教真理与传播教义所采的方式,可以协调”。这一背景使得司徒雷登在思想老派、行事方式陈旧的一般传教士中与众不同。对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不同,马克斯·韦伯说过这么一句话:“就‘丰食与安睡不可兼得’这个问题而言,新教徒可算较喜好丰食,天主教徒则偏好安睡。”而司徒雷登显然是一个喜好丰食者。

司徒雷登

1919 年,在华北的美国教会大学于合并之后寻求一个“从头做起”的“新”校址,燕京大学聘任作风开明、眼光敏锐的“新”派人物司徒雷登为校长,北京西郊与以往教会学校截然不同的燕京大学“新”形象确立,这几件事看上去纯属历史机遇的巧合,但如果我们联想到这一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就会发现一切并非偶然。

1919 年,在去北京考察的路途上,司徒雷登在天津造访了时为私立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另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司徒雷登向张伯苓提到了学生运动中蕴含的基督教教育的巨大前景,他希望他的朋友和他一样可以意识到“学生运动的令人惊愕的重要性……学生们出色地组织了抗议活动,保持克制、秩序和热情”。“在运动中其他处所的学生将注目于北京学生的领导作用。这给了我们基督教大学巨大的机遇,以服务于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危机。”

“如果我们不能唤起(我们的学生)对错误和压迫的憎恶,以及英雄的爱国主义和服务精神,我们的传教教育事业将归于失败”——这种振奋人心的远景无疑是推动新的燕京大学规划的一个重要动力。新校建设固然基于实际需要,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同样关键,对于一个位于古老中国的文化中心的、全新的美国教会教育机构来说,那种新型的“教会学校和政府学校之间友好的合作关系”,无疑会像司徒雷登所说的那样,是其“巨大的机遇”。

不过,从我们讨论的主题,一个实在的、有着时间和空间的上下文的新校址来看,还有许多的意外和偶然在等待着司徒雷登。

本文节选自

《从废园到燕园》

作者: 唐克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新民说

出版年: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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